以色列刚刚庆祝了第78个独立日，中央统计局公布了一个里程碑数字：全国总人口达到1024.4万。 从1948年建国时的约65万人算起，78年间人口增长了超过15倍。 以色列媒体将其视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伟大成就，各大报纸头版都在报道这个“人口奇迹”。 但如果你把目光从特拉维夫的高楼大厦移开，投向约旦河西岸的丘陵地带，会发现这个数字背后是另一番景象。 在那里，犹太定居点的推土机日夜不停，巴勒斯坦农民的橄榄树被连根拔起，水井被封堵，道路被切断。 1024.4万这个数字，对以色列来说是实力的象征，对许多巴勒斯坦家庭来说，却意味着家园的丧失和生存的艰难。
以色列的人口增长在发达国家中是个异类。 当欧洲、日本、韩国为生育率跌破1.5发愁时，以色列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3.0左右，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遥遥领先。 推动这一高生育率的核心力量，是一个叫做“哈瑞迪”的极端正统派犹太群体。 他们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4.3%，约145万人，但生育率高达6.5，平均每个妇女生六个半孩子。 这个群体57%的人口年龄在20岁以下，是以色列最年轻的社群。
哈瑞迪男性从小进入宗教学校学习《塔木德》，大多数人不工作、不纳税、不服兵役，家庭主要靠女性工作和政府补贴维持。
根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2025年的数据，哈瑞迪男性的就业率只有54%，而非哈瑞迪犹太男性的就业率超过85%。 每个哈瑞迪个人缴纳的直接税额，仅仅是非哈瑞迪犹太人的28%。
在国土面积仅约2.5万平方公里的狭小空间内，持续的人口增长带来了巨大的住房压力。 以色列本土已经高度城市化，新增人口难以完全内部消化。 想要居者有其屋，该怎么办？ 答案就在约旦河西岸。 这里是巴勒斯坦人世代居住的土地，根据国际法属于被占领土。 但自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在这里建立了大量犹太人定居点。 2025年，这种扩张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中确认，2025年定居点扩张的各项指标达到了2017年联合国开始系统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 全年共计约47,390套定居点住房被批准、纳入规划或启动招标，而2024年这一数字约为26,170套。 2017年至2022年间，每年平均只有约12,800套。
目前，不包括被以色列占领并吞并的东耶路撒冷，约有50多万以色列人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中。 如果算上东耶路撒冷的超过37万犹太定居者，整个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者总数超过70万人。 这些定居点不是零星散布的，而是有规划、成体系的建设。 2025年12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极右翼政客斯莫特里赫宣布，内阁已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新建19个犹太人定居点。 这使得2023年以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增的以色列定居点总数达到创纪录的69个。 以色列和平倡导运动“现在就和平”的数据显示，此次批准使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以色列定居点数量在3年内增加了50%。
定居点扩张的直接后果是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26年3月发布的报告指出，在截至2025年10月31日的12个月内，已有超过3.6万名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 报告期内，以色列当局建立了84个新的定居点前哨，数量之多前所未有。 定居点活动已扩展至被占领约旦河西岸的B区——根据《奥斯陆协议》，该地区属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 报告记录了1732起造成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定居者暴力事件，而上一报告期为1400起。 这些事件包括持续的骚扰、恐吓以及对房屋和农田的破坏。
许多国际组织指出，以色列安全部队在现场时往往不干预定居者的袭击，甚至为其提供保护，而对施暴者的起诉率极低。
犹太定居点如铁丝网般切割着约旦河西岸。
它们建在山丘顶部，控制着交通要道，将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分割成互不相连的孤岛。 在纳布卢斯、希伯伦、伯利恒等地，巴勒斯坦人需要经过多个以色列检查站才能往返于自己的土地之间。 一个巴勒斯坦农民可能早上从家里出发，要排队两小时通过检查站，才能到达几公里外的自家橄榄园。
而就在同一座山上，犹太定居者可以自由驾车通行。
这种地理上的切割，使得建立一个地理上完整、连贯的巴勒斯坦国变得几乎不可能。 正如一位巴勒斯坦活动家所说：“我们的土地还在那里，但我们已经无法自由地行走在自己的土地上。 ”
水资源的争夺是另一个残酷的现实。 以色列地处干旱区，人均水资源紧张。
通过历史上的战争和水利工程，以色列实际控制了约旦河上游和西岸地区的主要地下含水层。
根据1994年《巴黎经济议定书》，以色列被赋予对西岸60%水资源的控制权，而巴勒斯坦仅获得剩余部分中的有限份额。
1024.4万的总人口，意味着以色列面临更高的用水需求。
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人均用水量远高于周边的巴勒斯坦社区。 定居点里有绿色的草坪、游泳池和滴灌农田，而许多巴勒斯坦村庄却经常断水，居民需要用水罐车运水或购买高价水。
在加沙地带，水危机更加严重。 联合国报告显示，加沙约65%的水井已被摧毁，人均供水量较战前暴跌了97%，目前的供水总量仅维持在以往水平的10%到20%。 在加沙南部的马瓦西营地，难民纳瓦夫·阿克拉什每天要带着长子步行一公里半前往加水站，往返至少五小时，才能为全家七口人取到勉强够用的水。
随着夏季临近，高温让缺水问题更加致命。
许多家庭被迫购买含盐量极高的“工业用水”来煮饭和饮用，即便知道这种水不安全。
营地里的孩子开始成批生病，腹泻和传染病在高温中滋生。
巴勒斯坦水务局的数据显示，以色列通过军事法令直接宣告“占领区水资源归以色列国家所有”，大量巴勒斯坦水井被填平或抽干。
在制度层面，巴勒斯坦人打新水井需要获得以色列军方的许可证，而获批极为困难。 现有水井的深度也受到严格限制，不能超过一定米数，以免与更深的犹太定居点水井竞争水源。 这种系统性控制，使得水资源成为巴以冲突中仅次于耶路撒冷地位的核心难题。 任何未来的和平协议都需要解决水权分配问题，但在当前的人口压力和水资源紧张状况下，“水权共享”条款的落实变得异常困难。
在约旦河西岸的许多巴勒斯坦城市入口处，立着面向以色列人的红色警告牌，上面用希伯来语写着“此区域对以色列公民生命危险，禁止进入”。 这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的A区，以色列定居者通常不会进入。 但当记者在西岸多地开车，使用以色列人常用的导航软件时，常常会收到带有尖锐声音的危险警告，提醒司机即将进入危险区域。 这种地理和心理上的分割，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 资源分配的不均是冲突常态化的重要根源。 西岸绝大多数水源地由以色列控制，统计显示，定居点的人均用水量远高于周边的巴勒斯坦社区。
在资源匮乏与生计被夺的双重压力下，以色列定居者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2025年，约旦河西岸定居者人口增长2.2%，远高于以色列整体1.4%的人口增长率。 这种差异化的增长意味着，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生活的以色列人比例正在快速上升。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
在希伯伦，一些巴勒斯坦家庭住在被铁丝网包围的房子里，楼上就是犹太定居者的住所，出入需要经过以色列士兵的检查。 在图勒凯尔姆地区的努尔沙姆斯难民营，以色列挖掘机拆除巴勒斯坦居民房屋的画面被摄影师记录下来。 推土机轰鸣着推倒墙壁，扬起漫天尘土，而房屋的主人只能站在远处眼睁睁看着家园变成废墟。
以色列政府将定居点扩张视为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需要。
内塔尼亚胡领导的联合政府依赖极右翼和宗教政党的支持，而这些政党将定居点建设作为核心政治诉求。 哈瑞迪政党在议会中拥有约20个席位，处于维持执政联盟多数的关键位置。 2025年7月，因为政府在征兵问题上稍有动作，哈瑞迪政党直接退出联合政府，内塔尼亚胡的联盟席位一下子从68席暴跌至61席，离倒台只有一线之隔。 这种政治格局使得任何试图限制定居点扩张的努力都面临巨大阻力。
在纳布卢斯郊外的山区，犹太定居点建在山顶，白色的房屋整齐排列，周围有围墙和瞭望塔。 山脚下是巴勒斯坦村庄，房屋杂乱，道路狭窄。 两个社群近在咫尺，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山顶的定居点有24小时供电、稳定的自来水、良好的道路和学校。 山下的村庄经常停电，供水不稳定，道路是土路，学校设施简陋。 这种对比不仅仅是经济差距的体现，更是政治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直接结果。 当以色列媒体欢呼人口突破千万的成就时，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感受到的是日益加剧的挤压感。
他们的土地在减少，水源被控制，行动受限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1024.4万这个数字，对双方而言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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